圣·波那文都(1217—1274)

德鲁克将波那文都称为另一个“多样性的先知”。出生于意大利中部的波那文都在巴黎大学求学的那一段时期正好是中世纪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在12、13世纪时期，亚里士多德的作品开始在西欧传播开来，在社会地位不断提升的各个大学里，包括巴黎大学，引发了人们学习希腊古典文学的热潮。与此同时，修道院改革运动的潮流也开始席卷天主教教堂，这一运动是由方济各会的修士们所领导的，他们把清贫和苦行当做一种生活方式。修道院改革运动最终形成了拉特兰议会，推动了教堂改革运动的计划，包括规定每一个天主教徒每年至少接受一次圣餐，进行一次忏悔。最终，修道院，包括方济各会，都成了社会的教育中心，培养修道士，为普通人提供宗教服务。5

波那文都在1234年加入方济各会之后取了这个名字。他在大学里修的是神学，1254年获得了博士学位。波那文都在大学和方济各修道院里教书，1273年他被任命为阿尔巴诺红衣主教。他死于里昂，死时已是天主教历史上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了。

波那文都的神学理论所要解决的是西方重新发现亚里士多德著作之后所引发的巨大的思想动荡问题。由于新发现的文本与古典文本存在差异，大家对究竟该如何使用这些新文本产生了不同的意见；有些人试图阻止学校教这些新内容，而另外一些人，比如托马斯·阿奎纳，则比较接受新文本。在研究亚里士多德和其他希腊人的著作的基础上形成了经院哲学，该哲学致力于生成既符合信仰又符合理性的知识。经院学派使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来论证上帝的存在，为其他相关的神学观点辩护。经院哲学引发了人们关于知识、上帝和人的本质、神学和哲学的角色和地位等一系列新的疑问和思考。人们究竟如何通过神学或者哲学来研究上帝？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一书引发了这样的争论：是理性还是信仰在理解上帝、理解存在的本质方面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

归根结底，波那文都把哲学视为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真理，通过上帝的智慧所理解的不变的真理，乃是人类所有探求的目的。如果没有这一真理，那么任何事情都无从知晓，也无从理解。波那文都对德鲁克思想的主要影响在于其对真理的强调，这里所说的真理指绝对意义上的真理。对于德鲁克来说，波那文都之所以是一位“多样性的先知”，是因为后者提出了这样一个理念：在神圣的真理之中，万事万物都是统一的、能被以理解的。德鲁克直接引用了波那文都(他阐释了圣詹姆斯的使徒书信)的话：

“所有的知识最终都会回归所有光明之源，回到终极真理的知识之中。”我必须承认，我并不是很清楚关于成本会计或者税务漏洞的研究或者品牌营销之类知识究竟如何回对所有光明之源，更不用说回到关于终极真理的知识之中。但是，我很清楚，要想使管理产生任何效果的话，我们必须用圣波那文这句简洁的话语中所蕴藏的精神来鼓舞我们所做的一切。

对于波那文都来说，所有的知识都通过基督直接地把我们引到上帝那里；学习任何学科，其目标都不在于为学习而学习，而是为了更好地研究上帝和灵魂。波那文都对世人的贡献之一是，他认为人们不仅可以通过《圣经》，还可以通过艺术和科学而发现上帝或真理。这一学习和知识的“精神”——聚焦于更宏大的真理和价值观问题——影响了德鲁克关于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的观点。这一影响在德鲁克的所有著作中都有体现，提醒着德鲁克的读者人的理性所具有的局限性。

德鲁克的《新社会》一书是冷战时期写的，透露出他内心的挣扎。他在该书中说，政治行动尽管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却既不能“解决西方人所面临的、深重的精神危机”，也不能“代替这样一位伟大的先知，他将呼吁我们这一代人要有所悔悟”，也不能“代替这样一位伟大的圣人，他将我们的眼光引向所有光明之源”。波那文都提醒德鲁克，后者所经历的时代危机并不只是政治方面的危机，而是精神方面的危机，这些危机需要大家聚焦到能够将所有力量整合起来的“所有光明之源”。智慧与实际行动相结合，这正是德鲁克关于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这一观点的核心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