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鲁克谈主权

从美国独立战争开始，权力的归属就从各州转移到了人民手中，美国的开国元勋们继续推进这一转移过程。从本质上说，德鲁克坚持认为人在工作场所也能获得尊严和成就感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做是把大部分权力赋予了个人。更为突出的是，德鲁克关于知识工人将成为世界经济驱动力的观点也反映了权力的转移，从董事会中的高管们那里转移到了工人自己身上——这也是人民主权的一种形式。

德鲁克在很多场合都强调知识工人的性质是不同的，其独立性和自主性带来很多内在的挑战。这些工人掌握专门化的技能和知识，这些技能和知识只属于他们自己，并且可以从一个组织转移到另一个组织去；因此，知识工人是高度流动的，忠诚度低于非知识工人。正如德鲁克意识到的那样，“知识工人有工作做正是因为他们可以在其中工作的组织。就这个角度而言，这些知识工人对组织具有依赖性。同时，他们掌握着‘生产的手段’，那就是，他们自己所拥有的知识。”知识工人拥有只属于自己的资产，这些资产是通过教育和经验获得的。相比体力劳动者，知识工人则体现出更大的流动性，因为他们拥有自己的资本，即知识资本。

在发达的经济体和社会中，共享型领导力和自我领导力是管理好这部分日益壮大的员工群体的新兴模式。有大量的证据表明，通过发挥自我领导力和共享型领导力能够大大提高知识型工作的绩效。要更成功地激励知识工人这一员工群体，垂直型领导力显然已经不那么奏效了。比起体力劳动者，知识工人更加追求工作中的意义和目的。这些知识工人的动机和绩效需要共享的远景、共享的价值观以及集体的回报。

由知识工人构成的组织倾向于更加扁平化，更多地建立在信息的基础上。交响乐团可以说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组织的最佳案例之一。交响乐团的组织是以一种放权的方式进行的，权力一直分到一个个团队，甚至是一个个个人那里去。交响乐团是由指挥和乐谱或者使命而凝聚在一起的。指挥的目的是确保大家共享乐队的使命，使每一个乐团成员都从内心认同乐队的使命。这一内化了的乐谱会成为了自我领导力的基础。

联邦党人提倡人民主权这一概念是为了缓解大家对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争夺权力的担忧，而共享型领导力的理念是为了使权力从内部得到认同。在以知识工人为主的更加扁平化的组织中，用汉密尔顿的话来说，“人们其实并没有放弃什么。”

德鲁克谈权力分立

德鲁克将联邦主义的理念延展到工业化组织，以期制约其中的权力；他认为，权力分立，加上关注公司内部各个有权单位的经营结果，可以防止权力和权威的滥用。正如美国开国元勋们所理解的那样，德鲁克也认识到了人的本性在人们寻求更多权力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通过将权力分到不同的部门，组织就可以把权力授予各部门的领导者，帮助他们有效地“抵御来自其他部门的侵犯”，这也是麦迪逊所提示过的。德鲁克指出，部门（或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联邦的单位”）应该是独立存在的，而且“部门与部门之间应该有竞争关系”。当它们相互之间没有竞争关系反倒是相互依赖的时候，德鲁克就认为这些部门应该有“放弃权”。例如，汽车部门应该拥有从外部供应商而不是内部部门那里采购零部件的权利，当然前提是外部供应商在成本或者品质上有竞争力。这种“放弃权”是从美国政治历史中借用过来的表述，能够有效地阻止某一部门凌驾于另一个部门之上。

尽管美国宪法的制定者们在宪法中包括了有关三权分立的表述，但是他们还是意识到了（反联邦党人也同样意识到了），有些时候政府三个分支机构所承担的责任之间还是不可避免地有某种重叠。但是，麦迪逊认为，所有这三个部门都必须在为美国人民的利益服务这一目标上团结一致。同样，德鲁克也意识到，“权力分立……需要组织内部存在一个共同的公民关系。这种关系是在多样性中体现的统一性。”出于本性，人会不断寻求个人权力，增加个人权威。权力分立的目标，不管是在政府里还是在企业里，都希望通过借力打力来抑制人的野心，降低上述可能性，从而实现同一个更高的终极目标。